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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历史上，有几个时期集中出现很多有关槟榔的文献。即宋、明、清三朝，以及民国时期。宋、明、清时期的文献以诗词、医药和所谓异物的记载为主。清代道光年间赵古农编纂的《槟榔谱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槟榔专著，但也以摘录历代文献为主，基本没有自己的研究。由汉至清的槟榔文献已经收录在湖湘槟榔文化博物馆编辑出版的《历代槟榔文献汇编》三册书中。本文献导读可做为《历代槟榔文献汇编》的补充。

   民国时期，大部分文化人奋勇图强，各类思潮风起云涌。作为民俗之一的槟榔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范围。其中以《民俗》杂志的槟榔专号为一个集中点，引入了现代科学研究方法，从几个方面对槟榔进行了研究。特别是容媛先生的著作是槟榔研究的一个里程碑。

   民国期间，各种期刊和研究资料蜂拥而出，文献量巨大，即使国家图书馆至今也未能收集齐全。下文收录的文献收集自中国各大图书馆馆藏文献，只能说是挂一漏万。

   本文按文章内容或简介或摘录，略加介绍或点评。重要文献全文记录以供读者研究检索。

一、《缠夹斋谈荟·槟榔》

《缠夹斋谈荟·槟榔》一文刊载在1927年出版的《中外问题》中，相当于一篇小品。王五亦不知何人笔名，可能为《中外问题》杂志的同仁。

《中外问题》是民国时期的政治类刊物，英文刊名为“Chinese Mercury”，创刊于上海。由费友文担任编辑，周柏廷担任发行人，通讯处设在上海白克路同春坊的新光书局。设有“国内半月展望”、“国际半月展望”、“中外问题”、“中外风光”、“现代史料及人物印象”、“小史料”、“小品文集”等栏目，并有漫画、小说连载、译丛等。

   王五在《中外问题》上开办了夹缠斋谈荟栏目，每期有数篇短文。《缠夹斋谈荟·槟榔》一文即其中之一。1936年5月出版的第14卷第5期《中外问题》，还刊有王五《缠夹斋谈荟·知堂自寿诗》，记载了两首时人嘲讽周作人的戏拟之作。

    《缠夹斋谈荟·槟榔》一文记录安南食槟榔习俗，原文记录如下：

  “安南人有檳榔癖，较之法人之嚐雪茄者，尤过之甚。最奇者，食檳榔時，且以白石灰和食之。多者每日食灰必钱许。

    有好事某君喜为统计，云安南人至四五十龄，其食石灰，必有千余斤入腹，若在他国便可建大厦一所，无怪其面色为属青黄也。

   夫石灰，性最烈，少食之，脏腑尙如燎原，坐立弗安，况安南地近热带，更非所宜。其檳榔果可解之歟？再者，石灰属于土质，食之不易消化，一日，犹艰，矧复崇朝？此大令人百索而未能解。”

  文中所述石灰有误，耳口相传，以讹传讹了。唐代刘恂著《岭表录异》曰：“安南人自嫩及老，采其（槟榔）食啖之，以不娄藤兼之瓦屋子灰竞咀嚼之。自云交州地温，不食此无以怯其瘴疠。广州亦啖槟榔，然不甚于安南也。”刘恂为河北雄县人，曾任广州司马，后寓居广州。安南即今越南，唐代为安南护地。所以，作为唐代广州司马，又长期居住广州的刘恂非常熟悉安南的物产习俗。瓦屋子灰即蛎灰。

   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下：“瓦屋子，盖蚌蛤之类也。南中旧呼为蚶子头。因卢钧尚书作镇，遂改为瓦屋子。以其壳上有棱如瓦壠，故名焉。”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介二·魁蛤》言曰瓦屋子即蚶的别名。

   宋代苏轼在《格物丛谈》中说：“槟榔同扶留藤，及瓦垄子灰，或蛎蚌灰食，则柔滑甘美。”可见唐宋两朝皆认为瓦屋子或瓦垄子为蚶，非为蛎蚌类的统称。

  王五说安南以石灰伴食槟榔，百索不得其解。确实如此，安南等地均以蚌蚶类的壳烧制的蛎灰和槟榔一起嚼食，而不是用石灰。

  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槟榔别录中品》中指出：“槟榔生食，必以扶留藤、古贲灰为使，相合嚼之，吐去红水一口，乃滑美不涩，下气消食。此三物相去甚远，为物各异，而相成相合如此，亦为异矣。古贲灰即蛎蚌灰也。贲乃蚌字之讹。瓦屋子灰亦可用。”李时珍的这段话即为此文的最好注解。

二、《啖槟榔的风俗》

   此文作者静闻，即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。

   钟敬文，原名钟谭宗，字静闻，又字金粟，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平东镇山下村人。是著名的民俗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、散文家、民间文学大师，可谓著作等身。

郁达夫评价钟敬文的散文：“清朗绝俗，可以继周作人、冰心之后武。”；阿英认为钟敬文的散文是“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。”；周恩来给钟敬文先生亲笔写下了“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”。

此文为钟敬文先生的发轫之作，写作时年纪尚轻，但可以此文初窥先生研究民俗文化的治学之径。故此全文记录如下：

    “槟榔为热带的产物在中华国土之内怕只有我们岭表的南端地方—如琼崖等处—有了牠吧。

去年冬间我偶然跟着一位白发银须的老公公谈天，因之知道了数十年前，我们这地方(海丰)啖槟榔的风俗很盛行，差不多是一种居民日常所不可缺的食品之一。现在不但在市场上不大容易见到，像我们这样一般年纪的，简直不晓得从前有过这么一回事了。

   槟榔，虽然不是如何可口的食品，但也不失为种风味隽永的东西。鸡林玉露云：“槟榔食之，醺然颊赤，”苏子瞻诗，有“红潮登颊醉槟榔”之句，都可以令我们想见牠的俊味。啖食之际，必配以蒌叶和灰，——或加白糖——绝少单独入口。前人题羊城竹枝词云：“侬是爱渠纤指甲，亲将蒌叶裹槟榔。”便是说的这件事。南中八都志云：土人以为贵，款客必先进。”吾邑邑志云：“昔粤中之款客，无槟榔不为欢。”观此，可知吾粤人不但以槟榔为日常食品，且也视作款待宾客的要物。闻一般南洋客说“在那里现在还行着这种风俗，客到必须敬以槟榔，这乃是极平常的礼数，如现下内地把烟茗款客没有异样。”又婚礼亦需之，牠的作用盖比于委禽。吾粤婚礼中，旧有用糖梅一事，——吾邑现在却用糖豆，想为其遗俗——糖梅与槟榔，都是吾粤的特产，而具应用于婚事，这种别致的礼俗，可谓无独有偶了。

啖槟榔的风俗，在吾粤各地，现在尚保存着的怕已很少了。但就吾邑而言，这种风俗，虽然已经成了过去，而牠所留传下来的许多遗形物，却还历历可考。如邑人婚事，必用槟榔置锡盒中，和其牠礼物送之女家，（邑人今日用到槟榔的，只有这一件事)这简直是尙未成化石的旧礼俗之一。又食“冬瓜膏”(以冬瓜和白糖制成的食物)时，必衬以蒌叶，蒌叶在我们这里叫做“槟榔叶”，但都不复知其由来。于此，很可证明从前以蒌叶裹槟榔的风俗之盛。在民间文学中更可以找到许多断片的证见。

俗谚云：

       千银官司，赢一口槟榔。

   谜语云：

       深山浪毛猴，

       行到海丰人剃头；

       千刀万斩斩无血，

       行到牙(谐衙)门血正流——槟榔

   歌谣云：

      月光光，照地町，

      排靠椅，捧槟榔；

      捧被（捧给也）爷食爷欢喜，

      捧被奶食（奶母也）奶心涼。

吾邑蛇郞故事中，说蜂儿替蛇郎捧礼物到牠丈人家里，口里唱道；

        レ，レ，レ，

        蛇郎喊我擎槟榔，

        擎上龛？擎落床？（桌也）

蛇郎的妻听了应道：

        会个擎上龛，

        朆个擎落床。（会个意即会的，朆个即不会的。）

   这些，都可教我们明白槟榔这东西，在从前我们这里是何等重要的品物。据一位潮州的朋友说“那里现在虽已没有啖槟榔的风俗，可是，每于祀奉鬼神之时，必用蒌叶(?)裹作旧日槟榔包的形状，列于祭品中。”这也是一种很明显的遗形物。

    槟榔的功用，或说能辟除瘴气，——据一些人，吸熟烟，也同具有这个效用——或说能“下气及宿食，消谷，”这些我不愿多管。我想单就牠入口时，令人唇颊皆红，舌肠芳冽的一种滋味已尽够消受了，——自然我也很会明白，这确是一件野蛮人的遗风。

   哦！说到这里，我的舌本好像有些芳馥馥起来了！……

       一五，一，二四，于金粟精舍。”

   本文刊登于1926年的《东方杂志》，钟敬文又字精粟，故曰撰于金粟精舍。《东方杂志》创办于1904年3月，1948年12月停刊，历时近46年。创刊号发刊词以“启导国民，联络东亚”为宗旨。王云五称其为中国杂志中“最努力者”，也是“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”。刊登后云心和陆恒生都发表文章予以回应。

   1928年《民俗》杂志第5期刊登了云心的通信文章《关于“啖槟榔的风俗”》，文后附有署名静闻的钟敬文回信：“两年前，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名“啖槟榔的风俗”的短记，这篇通信，就是当时云心君看了那篇父章所给我的应响。我的文章登了不久，就有一位朋友(忘记了他的姓名)在同杂志上，说北京旗人，现在仍保存着这种风俗。又我去年在此间也发见了卖槟榔的担子。可见得这种风俗在中国境内仍未绝迹，不过势成“残余”吧了。静闻附记”

钟敬文是中国“民俗学之父”，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扛鼎之人。钟敬文出生于1903年，1922年毕业于陆安师范，在家乡的广东海丰县公平镇小学任教至1926年。

在此期间搜集、整理了当地的民间歌谣故事，包括客家山歌、咸水歌等。并在北京大学的《歌谣》周刊陆续发表了《读〈粤东笔记〉》《南洋的歌谣》《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》等研究文章。

  《啖槟榔的风俗》即创作于此期间。文章旁征博引，除了摘录典籍以外，广泛采用了广东等地区的县志、俗语、民谣、民间抄本等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。本文的写作方式和研究方向开拓了民俗研究的新路径，值得认真对待。

三、《北京也有人啖槟榔》

本文刊载于1927年的《东方杂志》，作者陆恒生。陆恒生未详生平，文章后属鲁一写于长春。鲁一或为字？或为东北人？《东方杂志》还刊载有陆恒生所撰《我国新闻纸统计》和《哈尔滨中日工人工资之比较》两篇文章。

原文如下：

“在本志四号看到静闻的《啖槟榔的风俗》，他左引右证的把他的家乡海丰的啖槟榔的风俗，说得很详细。不过槟榔是产在南方的，南方人啖槟榔当然是没啥稀奇；想不到我们这寒冷的北京的居民，却也在饭后大啖槟榔的，这未免奇哉怪也了！

北京啖槟榔的风俗，盛行在满清时。一般旗人，不论贫富，饭后都要啖几颗槟榔的。来客时多拿牠敬客，年节时也多拿牠送礼。所以那时卖槟榔的店铺非常多。传说牠的功效，能生津补胃，所以人都在饭后来啖牠，以助消化。

北京人啖的槟榔大略分为四种：（一）枣儿槟榔、（二）盐水槟榔、（三）白槟榔、（四）五味槟榔。

这四种槟榔都是从南方来的，或自闽或自广或自南洋群岛，是没有一定的。

普通一般人家所啖的，大都是枣儿槟榔，或盐水槟榔；穷些的则啖淡槟榔；至于五味槟榔，则常常用在药中，啖的人很少。

现在一些老北京，还是天天啖着，好像鸦片吃上了瘾似的。不过自从满清推倒以后，毕竟少了许多；因此槟榔店也跟之减少了。去年我在北京寻找好些时，才在西单牌楼南寻见了一家。 十五，九，二十八，鲁一于长春。”

按：清代至民国初期，北京的槟榔铺很多，主要卖烟叶，烟叶有关东烟、旱烟叶、兰花烟等。还代卖槟榔、豆蔻、砂仁等，统称烟铺，但是老北京也常称之为槟榔铺。

著名的烟铺或槟榔铺有：豫丰槟榔铺，鼓楼前的叫“北豫丰”，地安门的叫“南豫丰”，后门大街还有一家“益丰公”。  

——《民国时期槟榔研究导览》第一部分